在刀口上寫歷史──梁家麟的「刺激史學」

以史學疾虛斥妄

梁家麟（下簡稱「梁」）的新著《倪柝聲的榮辱升黜》由於指出倪柝聲在一九五二年被捕，並非真箇受宗敎迫害，而是倪氏確有違法行為，尤其是他的姦淫罪行，更是證據確鑿，是故文章最初在《建道學刊》發表時，已惹毛了小羣敎會，如今結集成書，是必再起風雲。

歷史不一定遙遠、沉悶、老套，梁的敎會史研究，就常有一種「當造」的新鮮感，益人神智又刺人神經，所以，我姑且名之為「刺激史學」。你喜歡也好，討厭也好，他的史學研究的質高量多、發聾振贖，已在華人敎會史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我長期閲讀梁的著作，有一次忍不住的問他：「我留意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女奮興佈道家〉一文的發表時間與區聯會（按：我與梁同屬一個宗派）討論按立女牧師的時間差不多，你是不是故意要從歷史的角度肯定女敎牧的貢獻，用事實來駁斥那些認為女性不宜當領導的講法？」那時他笑而不答。依據我一貫無賴的性格，自然認為這等同默認。

但要了解梁史學研究的貢獻，最好是看他在《愛主優先》〈自序〉中的一段夫子自道：

「不是賣花讚美香，我對自己接受史學訓練，用歷史角度評析事物，頗覺沾沾自喜。特别在讀到坊間許多有關基督敎與中國文化、中國本色神學等著述的時候，總感到撰述者的手法，大都是從概念到概念，故所描述的與真實世界相距千百里遙。道理可以一以貫之，複雜多樣化的世界，卻不可能一言以蔽之。……在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神學亦在內）方面，愈簡明清晰的理論，概括性愈高的説法，便愈是漏洞百出，不堪驗證；而歷史學總是發揮對此等理論的證偽作用，史家的其中一個貢獻亦在於此。」（頁vi~vii）

史學可以如何證偽呢？舉個簡單的例子，梁在《基督敎會史略》提到，考古學家在近東發現早期家庭敎會遺下的好些浸池，原來水深僅及腳踝而已，證明初期敎會普遍採用灑水禮，所以他批評那些説「『水禮』一詞就其字義言是指浸而非洗，所以使徒及初期敎會必然採用浸禮云云」的人，只是「胡説八道」，初期敎會「根本沒有我們今日的字義執著與神學關懷呢」(頁42~43)！原來言之成理的話，可以是遠離事實的。

以史實滔滔雄辯

職是之故，梁的史學著作一洗華人敎會過去那種小小事實、多多議論、大大感慨，只見神蹟不見事迹的論述方法，而能透過大量史料的考證（包括許多他親自發掘的第一手資料及口述歷史記錄），從技術的角度重塑史實，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即《福音與麵包》中鋪陳五六十年代香港因特殊政治環境造就一個特殊的難民社區調景嶺，如何促成基督敎在當地的戲劇性盛衰，給予本土宣敎學重要的啟迪。

若是「從概念到概念」的討論問題，無論爭拗得有多面紅耳赤，事後都可以聲稱咱們對事不對人（反正都是些「不落地」的形上爭論），再見亦是朋友，然而梁這種以史實來雄辯的方式，就難免得罪人多，雖然他明言「對個別的歷史人物沒有興趣」，可是由於他「關注他們對華人敎會的正負面影響。所有研究的對象，都不僅是『歷史』，而是『活的傳統』。」（《倪柝聲的榮辱升黜》〈自序〉，頁vii）結果他的《吳耀宗三論》因陳述吳耀宗在四九之後如何向政治投降而得罪了三自敎會；《少數派與少數主義》指陳前衞基督徒對敎會及基督徒懷有一種自我膨脹的全能主義期望，激起連番筆戰；〈奮興佈道家對華人敎會的塑造〉批評奮興佈道家的跋扈不馴，是造成駐堂傳道形像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大概也令不少年長者相當不滿……。要知道在後現代，真假倒在其次，傷害別人的感受卻是死罪，所以看著梁一本又一本史學著作的出版，不禁令人捏一把冷汗的問：「梁牧師，你還有甚麼能得罪的人還未得罪過的呢？」每次捧讀他的新著，都有一種閲讀遺作的感覺。

以史識月旦神學

可惜不少批判梁的文章都未能扣緊史實來討論，流於意識形態之爭。當然梁也要負上一定的責任，我認為這位「憤怒中年」有時會按捺不住心裏的情緒，講一些過於其研究結果所能講的話，譬如他在《我與誰親嘴——華人雅歌靈解研究》的結語中，由於過度針對坊間許多所謂的「漢語神學」和「中色神學」（作為中文系的人，我也相當痛恨這類四不像），以致彷彿忘記了書中對靈意解經的批判，把靈意解經推崇得過於其所當得的歷史價值。這類小心求證、大膽引申的話，在梁的著作中並不鮮見，卻也是讀者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因由。

沒有耐性閲讀大量史料的人，可先讀《愛主優先》這本半學術半應用的雜文短論，其中不少文章寫於九七前，當中不少預測已成歷史，比照當年大量有原則無實質、有方向無方案的「空洞派」文章，讀者自可明白史學研究對神學討論的重要性、必要性。

我以為梁家麟史學最大的貢獻是為信仰和神學討論提供一個必要的角度，為華人敎會的缺乏實證精神補了重要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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