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力不討好──評楊慶球《成聖與自由：王陽明與西方基督教思想比較》

在比較王陽明與馬丁路德的成聖工夫時，作者企圖證明「外在封閉的政治環境，會直接困囿成聖(成德)追求者的心靈」，結論是在明朝齷齪的政治下，陽明只能退而追求內心的安頓。我很驚訝作者這種「存在決定意識」的史觀，將環境與思想説成「刺激一反應」的必然關係。若是如此，則陽明與馬丁路德的思想，皆只是環境的產品，既無可誇，亦無可貶；而我們也毋須學效他們，反正我們也受自身環境的制約。哲學史的論述，是否應從「挑戰一回應」的角度來尋索哲人如何回應、突破時代的限制呢？當初陽明面對的困境是：在掣肘重重、一無可為的情況下，成聖還可能嗎？後來他提出的「成色分兩説」，即釐清聖人的本義，指出聖人的本質在乎內心的純乎天理，不在知識才力的高超；但這並不排斥外在的事工，否則我們就無從進一步闡釋日本陽明學者如何幫助了明治維新。

在比較王陽明、祈克果哲學中的主體性時，作者認為陽明只重視道德意志的彰顯，忽略道德行為所需的知識，阻礙認知活動的開展，故為一封閉系統。在討論祈克果時，作者一方面指出祈克果把主體性與客體性保持兩個範疇，另方面卻因其在主體外有超越的上帝，而以其為開放的系統。可是，到底一個系統屬開放抑或封閉，是就其與客體的關係，還是就其主體是否感通於超越的本體來決定的呢？若是前者，則祈克果割斷二千年的基督敎傳統，問題也不少；若是後者，則表示作者對中國哲學談「心即理」時，以太極、天理、良知為「超越而內在」的共識，缺乏相應的了解。

書中多次批評王陽明弟子泰州王艮（心齋），認為心齋的「自然人性論」為陽明「道德形上學」的必然發展，藉貶心齋來抑陽明，也是莫名其妙的。巴刻博士説：「我們評斷一些立場時，應該以它們當中最優秀的詮釋者為依歸。」陽明弟子遍天下，其中不乏獨當一面的人，作者又是依據甚麼標準來判定心齋為陽明的衣鉢真傳？也許作者太過信賴二手資料，於是高估了陽明學與心齋學的傳承關係。（該書參考書目中竟沒有心齋的著作。）

據王艮年譜所示，王艮在三十八歲前未曾聽過陽明學説，而當時他的「淮南格物説」已初具規模，後來他折服陽明的理由是「簡易直截，予所不及」。《明儒學案》在浙中王門、江右王門、南中王門、楚中王門、北方王門、粤閩王門等學案外，別立「泰州學案」，説他「時時不滿其師説」；《明史•王艮傳》也説他「往往駕師説上之」，可見他本具頑強的獨立思考能力，不滿足於重複陽明的哲學思想。

最後必須聲明，對於作者踏踏實實的本色化工作，我是欽佩的；只因我接受的是國學訓練，就難免對其大挑骨頭，還望讅者明察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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